先看重点
- 精神疾病诊断不自动等于法律上的精神失常抗辩成立。
- 第84条与第85(2)(b)条必须分别分析其条件及证据。
- 本次裁决命令听取辩方证据,并未最终判处刑罚。
致命事件之后,争议转向审讯程序
本案源于2018年1月25日在吉兰丹发生的致命袭击。Mohd Rozani Yahaya被依刑事法典第302条控以谋杀。公开判决记载了事件前后的证人叙述、铁棒及与死者伤势有关的法医证据。联邦法院所处理的争议,并不是控方是否连表面证据案件也没有建立;下级法院已经接受控方达到该阶段的门槛。
真正的问题是,法院接下来应如何处理精神失常抗辩。高庭认为,有关被告精神病史及物质依赖的资料,已经足以支持抗辩,因此没有传召被告进入自辩阶段,便作出无罪裁决及精神病院拘留命令。上诉庭维持该做法,控方随后向联邦法院上诉。控方所挑战的是,在必要的辩方案情尚未完整提出前,审讯是否过早结束。
医学诊断与法律责任不能直接画上等号
联邦法院区分精神疾病的医学证据与免除刑事责任的法律条件。刑事法典第84条所关注的,是被告在行为发生时,是否因精神不健全而不能认识行为性质,或不知道行为错误或违法。诊断名称可能十分重要,但不能单独代替对每项法定条件的判断。法院没有接受法律抗辩,也不等于否认当事人真实的医疗需要。
本案法证精神科医生确认被告有精神科状况,却认为他在案发时仍能理解有关行为及其错误性。下级法院同时参考一名熟悉被告的警员的观察。联邦法院认为,原有证据评估存在问题。普通证人可以描述亲眼所见的行为,但行为具有何种医学意义,需要适当专业知识;最终是否符合精神失常的法律抗辩,则由法院综合医疗证据与其他事实决定。
因此,不能把“曾经接受精神科治疗”简化为“必然不负刑责”,也不能因一份报告认为被告具有认知能力,就省略对其依据及相关证据的审查。医学和法律各自回答不同问题,必须把两者连接到案发时的实际情况。
两项抗辩与不同证明责任
法院进一步区分第84条与第85(2)(b)条。后者涉及因醉酒或药物影响而产生的精神失常。高庭依赖后一条文,上诉庭却以第84条支持结果。联邦法院说明,这两条并非可以不加分析地互换。曾经吸毒、尿液验出毒品,以及案发时已达到法定精神失常程度,是需要分别证明的事项。
适用的例外抗辩,由辩方按照相对可能性的标准证明;控方证明刑事罪责所负的排除合理怀疑责任,则是另一回事。存在辩方证明责任,不代表控方可以跳过犯罪要件。在本案中,控方表面证据案件已获确认,法院认为应让辩方进入举证阶段,再就抗辩是否成立作出判断。
这一点也提醒读者,不要把判决中对控方证据门槛的讨论,读成已经完成全部审讯后的最终定罪。进入自辩阶段与最终认定有罪,在程序和法律效果上都有区别。
九个月后的精神评估为什么仍须认真分析
精神科医生在事件发生约九个月后检查被告。高庭把时间差及缺少案发当天医疗记录,作为拒绝意见的理由。联邦法院认为,仅凭这两点不足以否定报告。回顾性评估可以综合访问、记录、观察与其他支持资料;重点是专家如何从资料推论案发时的精神状态,而不是检查日期较晚就一概失去价值。
这并不表示延后作出的报告必然正确,或不能受到交叉询问。实务上应分析专家取得哪些材料、是否考虑其他解释,以及结论怎样对应案发时的认知能力。案发前、中、后的行为证据也可能有关。将每项材料与具体法定条件相连,比只争论病名或日期更有助于法院判断。
当事人及家属保存治疗历史、相关记录和真实观察,有助律师及专家理解背景。不过,本案并没有提供任何个别人是否患病或应接受何种治疗的医学判断,文章也不把一般法律分析当作诊断。
发回继续审讯,并非已经判刑
联邦法院于2024年10月21日一致准许控方上诉,撤销高庭及上诉庭裁决,把案件交回高庭继续审讯,并传召被告进入自辩阶段。判决第2及74段列出该命令。判例引证中的2025年是刊载年份,不应误作裁决日期。公开判决没有记载继续审讯后的最终结果。
这项上诉命令没有判处谋杀刑罚、罚款或赔偿。因此,不能把它描述为最终定罪、新的监禁期限,或死者家属已经收到款项的证明。文章仅说明该次已公布的上诉裁决,没有推断后来的服刑、释放或审讯状态。
本案的核心启示是审理顺序:先判断控方是否建立表面证据案件,再准确识别辩方所依赖的例外,听取相关辩方证据,最后按适用法律标准决定责任。程序并非只为延长审讯,而是确保医学资料与法律条件得到完整而适当的评估。
判决及资料来源
- Public Prosecutor v Mohd Rozani Yahaya — public reported judgment — Paragraphs 1–3, 18–36, 43–67 and 72–74
以通俗文字解读已公布的马来西亚判决。实务建议属于评论;法院的认定应以判决原文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