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看重点
- 签名本身不能证明重大风险已获解释。
- 风险告知与技术性治疗适用的法律分析有所区别。
- 联邦法院恢复了赔偿裁定,但判词没有证明病人实收总额。
从交通意外到手术责任争议
1982年,Foo Fio Na遭遇交通意外,颈部严重脱位,入住Assunta Hospital。医生先尝试稳定伤势和纠正脱位。在初步措施未能奏效后,骨科医生施行手术,使用骨移植及金属线环。原有伤势与后来出现的损伤,成为案件必须仔细区分的两部分。
手术后,她出现瘫痪。其后受邀检查的神经外科医生发现,线环对脊髓造成压力。另一次手术移除了线环,但并没有解决她的严重残障。案件因此不只是问手术后有没有变差,而是要确定恶化是否由医疗过程中的过失造成。
高等法院起初判她胜诉,上诉庭却推翻裁决。她再向联邦法院上诉,最终判决于2006年十二月作出。虽然这宗案例常以2007年的法律报告引注出现,实际裁判日期在前一年。引用案件时,应分清判决年份与出版报告年份。
一宗索偿中有哪些不同问题?
医疗疏忽索偿通常需要证明谨慎义务、违反应有标准、因果关系及损害。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构成义务基础,随后仍须用证据区分交通意外本身造成的伤害,与手术或其后护理失误额外造成的伤害。仅有时间先后,并不能替代这项分析。
风险告知则是另一个重点。同意治疗,并不必然代表已经得到作决定所需的资料。联邦法院批准审理的法律问题,特别针对医生告知治疗固有或重大风险时应有的义务与标准,并不是要求医疗保证成功或从此不得出现并发症。
同意文件与治疗证据如何影响裁决
医生依赖同意文件作为抗辩。其中一份在入院时签署,当时尚未确定是否需要手术;另一份在首次手术后按上指印。原审法官对后一份文件的情况提出疑问。联邦法院说明,关键并非单纯有没有一份同意文件,而是病人有没有获告知相关风险。
病人作供说,若知道风险,她不会轻易同意首次手术。原审接受她没有获告知瘫痪风险的证据。在本案情况下,该风险是真实存在的,不能仅靠一份一般性的手术许可来回答。法院须了解当时的交流内容,而不是把签名当成讨论已经充分进行的结论。
原审亦认定线环压迫脊髓导致瘫痪,并指出医生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。联邦法院认为这些事实判断有足够证据支持。医院则依据已被证明的医生与医院关系,承担替代责任。这些具体事实与责任基础,不能随意套用到每一家医院或每一宗手术。
对于风险建议,联邦法院不接受由医学界惯常做法作最终决定。医生应向具理解能力的病人说明重大风险,让病人在知情下选择接受或拒绝治疗。专家证据仍然重要,但告知是否符合法律要求,最终由法院判断。
恢复赔偿,不等于知道实收金额
联邦法院批准上诉,恢复高等法院对赔偿数额的裁定,并命令答辩人承担联邦法院、上诉庭及高等法院的诉讼费用,也指示退还上诉人的保证金。这是有实质意义的胜诉结果。
本文章核阅的联邦法院判词,没有以令吉列出恢复后的赔偿总额,也没有完整重印每项赔偿。不能因此说赔偿为零,也不能补造一个看似完整的数字。某份上诉判词未重复金额,不代表原审金额不存在;但报道必须明确自己的资料边界。
要核算完整债务,应先取得获恢复的原审命令及其后适用命令,再逐项核对赔偿、利息与起止期间、诉讼费用,以及已付金额。退还保证金与伤害赔偿亦是不同性质的款项。这里的判词没有证明病人实际上在何时收到多少钱。
因此,阅读案件时应区分索偿要求、法院最终批准的项目与真正收到的款项。数字若来自不同审级,也要说明是哪一次决定。未看到付款或执行资料前,不宜把判决胜诉写成已经足额收款,更不能把法律费用直接当作病人的净得赔偿。
结合后来马来西亚判例理解
Foo Fio Na是马来西亚知情同意法律的重要基础,但不能概括成所有诊断及治疗都不再考虑专业医疗标准。2017年的Zulhasnimar案进一步厘清风险告知与技术性诊断、治疗之间的分别。
诊断与治疗方面,负责任医学意见支持的做法仍有意义,同时必须经得起逻辑检验。风险告知方面,则由法院判断病人是否得到充分说明。即使告知确有不足,索偿仍须处理因果关系及实际损失;记录不完整本身,并不能自动证明全部赔偿要求。
哪些资料最能帮助厘清问题?
可以先整理谈话的时间线:何时提出手术、由谁解释、谈过什么风险,以及何时签表。入院文件、同意书、手术记录、影像资料,以及病情转差和补救治疗记录,都可能有助重建过程。事件发生时留下的记录,往往比多年后的笼统记忆更能回答具体争点。
对病人而言,本案说明决定治疗前询问重要风险的意义;对医护人员而言,有实质内容的讨论与准确记录同样重要。考虑索偿的家庭,应分别审视告知与治疗证据,再按可证明的损失编制赔偿计算,避免从一个不良结果直接跳到固定的索偿金额。
判决及资料来源
- Federal Court judgment hosted by the Malaysian Bar — PDF pages 11–21 and 61–62; MLRA paragraphs 16–39 and 79
- Yusnita Johari judgment discussing the later Zulhasnimar clarification — Paragraphs 33–34, quoting Zulhasnimar paragraphs 94–97; included only for the standard-of-care distinction, not the subsequently varied Yusnita award
以通俗文字解读已公布的马来西亚判决。实务建议属于评论;法院的认定应以判决原文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