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laysia · 6 分钟阅读

Dr Hari Krishnan案:眼科手术、知情同意与RM100万加重赔偿

病人在第二次视网膜手术后永久失去右眼视力。案件涉及临床判断、麻醉、充分风险说明,以及医院自己承担的责任。

知情同意医院责任赔偿

先看重点

  • 本案一般性同意书措辞,未能证明已充分说明重要风险。
  • 即使医生属于独立承包人,医院仍因不可转委义务而承担责任。
  • 三项赔偿共RM1,208,014;判赔不等于已经核实实际付款。

改变病人生活的第二次手术

Megat Noor Ishak右眼出现视网膜撕裂和脱离,Dr Hari Krishnan于1999年8月在Tun Hussein Onn National Eye Hospital为他进行第一次手术。病人随后投诉疼痛和压力感。之后一次复诊,医生建议再次手术,病人则要求先做扫描,以确认所提出的诊断。

第二次手术在1999年9月21日进行,由Dr Mohamed Namazie负责麻醉。手术中病人发生身体反冲动作,眼内出现严重出血,后来永久失去右眼视力。他向眼科医生、麻醉医生及医院提出民事索偿。手术本身、麻醉过程及医院安排,分别成为争议的一部分。

高等法院裁定索偿成立,上诉法院维持结果,联邦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决定进一步上诉。判例刊载为[2018] 3 MLJ 281,因此引证中的2018年是法律报告年份,并非裁决实际作出的年份。阅读时间线时,应把两者区分。

同意书不能代替重要风险说明

医生援引病人签署的同意书,并争议有关风险是否需要进一步具体解释。联邦法院认为,同意书里一般性的手术风险字句,不能回答本案没有解释身体反冲与失明风险的问题。法律关注的是病人得到什么资讯,而不只是有没有签名。

法院既考虑处于病人位置的合理人士会认为哪些风险重要,也考虑这名病人已经询问手术需要及要求检查的具体情况。法院维持他被剥夺充分知情决定机会的认定。这使病人实际关心的问题,成为评估告知是否足够的重要资料。

实务重点不是要求机械地念出所有可想象的并发症,而是围绕重要风险、拟进行的程序及病人的疑问展开讨论。签名可证明签署行为,但仅凭签名,不能必然证明之前谈话的内容与充分程度。记录应能够显示真实沟通,而不是只有结论式文字。

临床处理并非无关紧要

法院对诊断和治疗另行运用受Bolitho限制的Bolam原则,并维持按证据而言第二次手术不必要的结论。眼科医生未能确立受质疑临床决定的负责任专业依据;麻醉医生没有使病人保持足够麻醉的失误,也获维持认定。

风险告知不足与临床管理疏忽属于不同问题。本案病人是在两方面相关事实证据上取得成功,不能简化成争议只有一张同意书,更不能说凡手术发生并发症,就必然成立疏忽。需要分析的仍是具体决定、照护标准与导致伤害的联系。

临床审查应取得真正的基础记录,包括手术理由、检查发现、影像或其他调查、麻醉记录及并发症出现后的应对。专家应说明这些资料如何支持或推翻被质疑的决定。已知结果固然重要,但不能代替逐项审查当时医疗判断的过程。

独立承包人身份为何未能终结医院责任?

联邦法院接受医生属于独立承包人,并不按雇佣关系分析认定医院承担替代责任。然而,法院仍认定医院违反了自身不可转委的谨慎义务。这是两种不同法律基础,虽然最终都可能让医院对与他人疏忽有关的伤害承担责任。

医院在本案已向病人承担提供麻醉服务的责任,并安排麻醉医生执行。因此,不能仅把工作交给别人,就视为已经履行有关义务。法院审视病人的依赖与医院承担的工作,而不是单凭医生合同上的身份名称决定一切。

后来的Siow Ching Yee联邦法院判决进一步考虑医院不可转委义务及马来西亚医疗立法,分析现时案件也须结合这些后续判例。这些判决并非把医院变成一切治疗失败的保险人;相关义务、疏忽履行及导致的伤害,仍须分别确立。

判赔金额究竟由什么组成?

高等法院判给一般赔偿RM200,000、加重赔偿RM1,000,000,以及特别赔偿RM8,014,联邦法院维持这些裁定。三项相加为RM1,208,014。这是明确列出的赔偿项目小计,没有把另外的利息或诉讼费用混入其中。

医生主张,加重伤害的因素应纳入一般赔偿,不应另外作出加重赔偿。联邦法院不接受医疗疏忽案件一概不能另判加重赔偿的立场,确认这种赔偿类别可以适用,并驳回医生对金额的上诉。这个原则与每一个后来案件应获多少,仍是不同问题。

本案并未设立失明、沟通不良或任何疏忽手术一律赔RM100万的价目表。其他索偿人仍须指出并证明哪些具体情况加重了伤害,亦应避免同一损失重复计算。一般、加重及特别赔偿,在索偿陈述与法院评估中各有需要说明的内容。

上诉被驳回并须承担费用,但本文没有提供未明确核实的费用数字。判词确认的是赔偿裁定,不是病人已经收到款项的证明,也没有据此推算保险人分担、和解折扣或实际收回金额。

把证据分成三个清楚问题

审查可从三个问题展开:程序及处理是否合理,病人是否得到充分资料,以及医院实际承担什么责任。分别保存咨询记录、同意文件、手术与麻醉记录、住院文件及账单,让每项指控都有对应资料,不把所有不满混为一句笼统的医疗疏忽。

赔偿方面,应记录身体伤害、财务损失,以及据称加重病人痛苦的具体行为。逐项说明为何提出该项目,而不是假设本案金额会再次出现。读懂法院真正的裁判理由,比只看新闻标题中的赔偿总数,更有助于评估自己的事项。

判决及资料来源

  1. Federal Court judgment, 14 December 2017: publicly accessible reproduction — Judicial reasons paragraphs 5–19, 61–85, 87–99 and 119–144; AI synopsis and publisher headnote not relied upon
  2. eLaw court metadata: Dr Hari Krishnan — Federal Court, Civil Appeal Nos 02-21-03-2015(W) and 02-26-04-2015(W); parallel citation [2018] 1 MLRA 535
  3. Siow Ching Yee v Columbia Asia Sdn Bhd: subsequent Federal Court consideration — Majority reasons paragraphs 24–36 and 59–60; later discussion of non-delegable hospital duties

以通俗文字解读已公布的马来西亚判决。实务建议属于评论;法院的认定应以判决原文为准。